世俗时代的信仰难题
橡树出版之【深度书评】
留心的橡果会发现,近段时期,橡树的文章在两个主题上交叉推送文章:宗教改革、世俗时代。在宗改五百周年之初推出泰勒的《世俗时代》,颇有现实意义。正如今天王寅丽的书评中所提及的,这五百年间,基督教与世俗文化“越来越共享了对世界的一种内在化、均质化想象”,相较之前上千年,上帝越发缺位,基督信仰愈加被边缘化,信仰的难题似乎越发凸显。在世俗时代揭示这些难题并尝试给出探索的可能性,尤其重要。
1931年出生的查尔斯•泰勒,在哲学界早已享有广泛而稳固的声誉,他的思想在哲学、社会科学,公共政治中均产生了重大影响。2016年获得首届博古睿奖,被称为“我们时代最优秀的思想家,并且能够影响未来一代的思想家”。《世俗时代》是他一生对现代性的世俗化问题思考的总结,在这本中文近千页的巨著中,他对西方近五百年来世俗化发展做了一个极其广博、缜密的解释学叙事。
说泰勒的叙事是“解释学”的,因为它不是一部历史或思想史,而是借助各种概念,来帮助读者理解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他认为,要理解我们此刻置身于何处,就需要知道“我们是如何从彼处走向此处的”,在书中他追溯了西方“拉丁-基督教世界”走向世俗化的过程,揭示了基督教与现代世俗社会的内在关系,以及这种历史命运如何塑造了现代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态度。他的论述表明世俗性是现代人共享的一种境况,一种整体的现代世界观,无论信徒还是非信徒都在其内无法摆脱。因此,今日的基督教界也不能不对无所不在的世俗背景视而不见,而是有必要反思它带来的压力和挑战。
内在化的世界框架
今年是宗教改革运动五百周年纪念,五百年前由路德和加尔文发起的宗教改革运动,推翻了天主教垄断的信仰制度,回归“因信称义”的福音核心,主张“人人皆可成祭司”,带来的宗教复兴有目共睹。泰勒固然肯定宗教改革的巨大成就,但他将之放到西方二千年的历史看,指出宗教改革推动了一种新的看待世界的方式,在此后的500年(1500-2000年)里,主流的基督教和它的对手——世俗人文主义,越来越共享了对世界同样的一种内在化、均质化想象。泰勒指出,就信上帝而言,在公元1500年与公元2000年,相当程度上不是一回事,对中世纪的西方人来说,“信上帝”是一个默认的选项。而现在,信上帝只是人生诸多可能性之一。
为何在中世纪,信上帝是默认的,不信上帝却十分困难?他认为中古世界观整体上是有利于信仰的:首先,人类世界存在于一个有序被造的宇宙中,神圣世界和凡俗世界之间的区别既不可逾越,又真实可见,人类活动或自然皆可接近作为其创造源头的神圣、超越之物。例如在时间上,复活节守夜的时间比1000年前的某个夏日,更接近基督复活的时刻。在空间上,一个自然场所可以因神圣力量充满而跟凡俗空间断裂,如耶和华在何烈山上向摩西显现时,摩西所站之地成为圣地;也可以象征一个从凡俗世界进入神圣世界的通道,如雅各在梦中见到的天梯。在此有序宇宙中,日常生活的饮食劳动、节日、建造皆被视为对神圣创造行为的模仿和纪念,而完全过一种凡俗生活则是空虚无益的。
威廉•布莱克:《雅各的天梯》
第二,中古的社会秩序也存在圣俗等级和“严谨-释放”的结构性张力,一部分人回应天召弃世隐修,大部分人过俗世生活;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兢兢业业遵守诫命,狂欢节则是打破日常禁忌让压力彻底释放的时刻。泰勒认为,这类等级和结构关系有助于化解神圣和世俗之间的紧张。
第三,中古的人们活在一个“迷魅”的世界里,世界充满着各种神灵、魔鬼和道德势力,普通事物也能“被充上力”而对人施加影响,因此,圣水、圣人的遗骨、圣像这些源自上帝及其圣徒的东西,被信徒视为抵挡邪恶势力的保障。这种混合了异教的偶像崇拜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关键是古代人理解的世界是一个充满魔力的世界,人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封闭自足的,而是可以被各种灵性力量控制和“渗透”。
宗教改革的原动力是复兴真实的信仰,它在缩小神职人员和平信徒之间的差距,扫除由教会控制的圣礼法术而导致的腐败,恢复因信称义等几方面,提升了社会大众的敬虔水准,但这场长达三百年的 “改革”(包括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在泰勒看来却是一把双刃剑,对世界造成一种去神圣化、从而驱除奥秘的效应。他从不同层面做了分析:
1)世界的“祛魅”,世界不再具有魔力,万物不再是上帝奇妙作为发生的场所,“圣礼”的整个功效仅仅取决于上帝与我们信心之间的联系;2)日常生活的神圣化,宗教改革取消了圣俗生活的对立,上帝在所有领域中使我们成圣,包括我们日常的工作婚姻,劳动、家庭的神圣性前所未有地得到肯定。3)成圣取决于个人的内在转变,即人们在信心中回应上帝的呼召。
泰勒考虑的是,宗教改革的本义是扩大神圣领域,但在某处程度上神圣的范围变窄了,成圣完全变成了个人自己的事情,现代个人化的、以内在生命作为意义来源的自我就此脱颖而出了。同时,奥秘领地在各个层面的消失,日常生活带来的意义满足感,逐渐使得无求于外的人本主义成为一个想得到的选择。一旦人们认为意义和秩序不再依赖对神圣的信仰,则任何企图超越我们自身,追求高过日常福祉或人类繁荣的尝试,就都是显得是多余的了。
人文主义何以取代了上帝?
宗教可以简单定义为对超越的信仰,对超越的追求成为人生完满的目标或人生完满的一部分。泰勒指出,在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热爱、敬拜上帝是人的终极追求,虽然上帝也喜悦给予爱他的人以福祉,但人们对上帝的敬虔并不以此为条件。上帝愿意给人带来平凡幸福,福音书记载的很大一部分内容,都是基督给病痛中的人们带来医治。“若长命百岁不是一种善,基督舍身受死就不可能获得它应有的意义,就此而言,耶稣受死与苏格拉底之死极为不同,后者被描绘为离开此地去更好的地方。”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也求上帝“撤去苦杯”,但他最终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这里,弃绝生命不是表示生命不是一种值得追求的善,而是响应一切以上帝为中心的召唤,藉此成为与上帝同工的产物,成为他人福祉的源泉。
泰勒在人间福祉和上帝的善之间做出区分,凸显两者之间的张力,为了提出他的本书中的一个重要主张:世俗现代性的降临,发端于一种社会的兴起,在这种社会中,纯粹自足的、不假于外的人文主义,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西方人广泛持有的目标。这种人文主义不接受、不相信任何超越人间福祉的最终目标,不热爱人间福祉之外的任何事物,这样的社会在西方是史无前例的。简言之,世俗时代并非无信仰,它信奉的恰是“无求于外的人文主义”(exclusive humanism),人的健康长寿、富足美满、社会整体的繁荣进步,就是最高善,具有无可辩驳的道德地位。
人文主义何以成为一种宗教而取代了上帝?当然与近代科技的发展、启蒙运动的理性化潮流不无干系,而泰勒在本书中着力刻画的一个线索来自主流基督教经历的所谓“道离肉身”(excarnation)的过程。“道成肉身”(incarnation)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离开了这一核心,基督教的上帝就可以被等同为柏拉图的至善理念,普罗提诺的太一或某个泛神论的上帝,变成“无基督的基督教”。
罗伯特•威尔斯•威尔肯在《早期基督教思想的精神》中描述了,早期教会透过不断举行的礼仪庆典将人们带入与基督的亲密相交关系中,不是作为一种历史性的纪念,而是作为一个无可置疑的经验事实。泰勒也提到,在宗教改革以前的英格兰,教区居民在耶稣受难节“爬向十字架”。他认为,现代基督教在灵性生活上经历了一种稳定地脱离肉体的过程,人们与上帝的关系不再以涉及身、心、情感、历史、团契共融的方式发生,而偏向更具知识和“头脑”的形式,面对一个非人格的、不动感情的上帝。随着肉身的上帝被遮蔽,上帝之爱(圣爱)被简化为以仁慈、博爱、尊严为关键词的现代道德,成了“理性”揭示给人的律法。正如现代的反道德大师尼采认识到的,现代道德跟基督教之间本身是“父子”关系。“由此宗教本身促成的最强有力的伦理观念这一形态,此宗教又怎能反抗?”
可是在这种貌似无可辩驳的现代道德中丧失了什么?“爱邻如己”是基督教核心的道德准则,也是现代道德的基督教来源。但是在一个律法师向耶稣提出“谁是我的邻人”这个问题时,耶稣并未直接给出一个准则性的答案,却用一个故事来回答他的问题:有一个犹太人路遇强盗,被打得半死。一个祭司和一个利未人(都是犹太社群的重要人物)路过都视而不见,一个撒玛利亚人(被犹太人瞧不起的外人)经过这位被丢弃的伤者,就动了慈心,给他疗伤、带他到附近的旅店去照应。在这个寓言中,耶稣对“谁是我的邻人”的问题的回答,是直接相遇的偶然性,是你碰巧遇见的那个人。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人被伤者“动了慈心”,他的行动是对之切身(心)的回应。这里,他不是在回应一个规则,而是在响应这个人,他感到被召唤去响应的,也不是由于某种‘应该’的规则,“而是受启于这个受伤的人自身。”一种新的关系在这个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之间建立,老死不相往来的两类人因为上帝的肉身化而成为邻舍。泰勒设想真正的教会就是这样一种关系团契,“把具体的、独一无二的和披戴肉身的人们彼此连结”。
世俗时代的灵性
泰勒在书中谈论宗教时多用“灵性”一词,一方面他考察的重点是现代人对于信仰的经验,即信仰被活出来的方式,而非制度化宗教的变迁;另一方面,他试图以这个意义宽泛的词来涵盖现代灵性生活的不同形式,包括那些非宗教的形式。活在一个内在封闭的世界内,现代人更常会感到空虚、不满足、焦虑、恐惧,这类现代疾病在出生、结婚、病痛、死亡等人生重大关头感受得尤为明显,因为人们找不到一个神圣标记,把这些时刻跟超越、永恒关联起来。这时候他们可能会回归信仰,也可能被激发去展开其他内在的精神探索。
在电影《美食、祈祷和恋爱》中,朱莉亚•罗伯茨扮演的女作家美貌成功,还有一个帅气能干的丈夫,但她突然陷入空虚和恐惧,开始了一场自言自语、漫无目的的寻找。她是在走上“灵性”探索之旅,还是小资情调的无端泛滥?泰勒在书中正视了这种现代特有的灵性苦痛,他以“完满-中间状况-缺失”的三重结构来定义“灵性”:
在某处,在某种活动或某种状态中,有着一种完满(fullness)、一种丰富(richness),也就是说,在那个地方,生活更加完满、更加丰富、更加深刻、更值得过,更令人敬慕的,更是生活应有的样子。这或许就是一种力量所在,我们对此的经验常常是深深的触动、灵感的涌动。也许这种完满感知识我们从远处隐约瞥见的东西,……但有时会出现被经验到的完满时刻,喜乐和满足的时刻,在那个时刻,我们心如止水。
“完满”所提供的方向感帮助我们定位了“缺失”:“我们终究会在某处经验到一种距离,一种缺失,一种放逐,一种似乎无可救药的对抵达此地的无能”,和第三种状态,即稳定的中间状况:“我们妥协于中间位置,常常通过某种生活中稳定的、甚至常规例行的秩序,因为在这样的秩序中,我们做些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
许多人一辈子试图安稳在中间状态,认为能做些对自己有意义的事情,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情,让自己感到充实的事情就够了。但中间状态是极其脆弱而易于打破的状态,那时就被暴露在自身的“缺失”、“放逐”、“无能”当中,大部分人又挣扎着重回中间状态,一些人则走上寻求整全意义的道路。
在泰勒看来,世俗主义的一个反讽就是它会激发人类持续的宗教渴望,促使人们寻找完满的意义源头。虽然在现代文化下,这样的探索并不一定导向超越此世生命的意义之源,但在高度关注个人自主性的现代文化下,人们必须自己去寻找他们通向整全和灵性深度的道路。泰勒在走访“泰泽团体”(Taizé community,这是一个位于法国勃艮地索恩-卢瓦尔省的包含天主教、基督新教、东正教的修道者团体,在1940年由基督新教神学家罗哲修士创立)时发现,在那里,许多年轻人的探索最终会选择第一条道路,同时他们反感由道德主义或某个权威来代替他们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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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斯•泰勒本人是天主教徒,作为哲学家,他的这本书对西方“拉丁-基督教世界”走向世俗化过程的分析相当客观和有说服力,他表明现代世俗主义其实是基督教自身发展的产物,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神学家们反思的命题,加尔文学院神学教授詹姆斯•史密斯(James K.A. Smith)在他对此书的解读性著作中,就以《如何(不)世俗》为标题来回应,此书也即将由橡树翻译出版,同样值得期待。对中国读者而言,这本书极好地打破了那类把宗教跟世俗、理性跟信仰对立起来的简化叙事,促使每个人去认真对待自己的灵性探索,反思自己“信”或“不信”的理由,这种自我反省也常常是我们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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